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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的“君臣”观与“忠”的观念的演变

张岱年

作者简介：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署宇同。当代重要哲学家、哲学史家，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曾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等职务。有《中国哲学大纲》、《天人五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等重要著作。

如何看待君臣关系，是先秦时代儒、墨、道、法诸家所共同重视的问题。

关于君臣关系问题，《论语》中有如下的记载：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间，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先进》)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宪问》)

从孔于的这些言论来看，孔于是认为臣是应该“事君”的，即应该为君服务；但臣为君服务，应遵守一定的原则，即所谓“以道事君”，不应绝对服从，在必要的时候应能犯颜直谏。如果君不肯接受正确的意见，臣就应辞职引退，即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

孟子强调君臣关系的相对性。他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臣对于君的态度，应该以君对于臣的态度为转移，如君十分轻视其臣，则臣可以把君看做仇敌。孟子认为君应该敬重有德之臣，他说：

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孟子·公孙丑下》)

从爵位来说，君高于臣；从品德来说，臣可以高于君。在这种情况，君应该接受臣的教导。孟子又说：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程臣者，以安社程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

孟子看不起“事君人”，认为“安社程臣”高于“事君人”。“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即“达则兼善天下”的人，又高于“安社程臣”。最高的是“正己而物正”的崇高人格。“正己而物正”的关键是“格君心之非”，他说：“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孟子强调“正君”的必要。

孟子肯定有德的大臣应该发挥“正君”的作用，这是他的初步的民主思想的表现，在历史上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孟子是坚决反对个人独裁的。

荀子虽然没有孟子这样强调君臣关系相对性的思想，但也认为臣应有感化君的作用，他说：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荀子·臣道》)

有高尚的道德使君受其感化，这是大忠，荀子举“周公之于成王”为例。事实上，这在封建时代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以德行感动君主使其接受意见是次忠；能犯颜直谏是下忠。至于一味服从就是国贼了。

如上所述，先秦的儒家没有绝对君权的思想。

墨家认为君臣之间的道德规范是惠与忠，“君臣相爱，则惠忠”(《墨子·兼爱中》)。君对臣应惠，臣对君应忠。墨家主张“尚同”：“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墨子·尚同上》)这里虽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但又说“上有过则规谏之”。一方面肯定下对上的服从，一方面也承认下谏上的必要。墨家也不是主张绝对服从。

道家不看重君臣关系。老子主张虚君政治，宣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老子》十七章)。太上之君，无为无言，下知有之而已。杨朱鼓吹“为我”，孟子批评他是“无君”，为我确有不为君主服务的意义。《庄子·齐物论》说：“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道家基本上否认了世俗的贵贱的区分。

宣扬绝对君权的是法家。申不害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于·外储说右上》引)以为君主应独断，即实行个人独裁。韩非明确强调尊君，他说：

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韩非子·奸劫弑臣》)

故大臣有行则尊君，百姓有功则利上，此之谓有道之国也。(《韩非子·八经》)

“有术者”亦称“法术之士”，其任务即在维护君权。韩非认为君与臣的利益是不同的，君臣是相互利用的。他说：

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韩非于·饰邪》)

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子·难一》)

为君之道就在于凭借权势，运用赏罚，来迫使臣民为自己服务。“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韩非子·五蠹》)他以为就可以达到国治民安了。“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俘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韩非子·奸劫弑君》)这是韩非的刑法治国论。

韩非肯定刑法的必要，这是正确的，但他完全把人民看做为君主服务的工具，完全否认道德教育的作用，忽视人民的独立意志，就陷于非常的错误了。韩非的理论是为绝对君权辩护的片面观点。

与君臣观密切联系的是“忠”的观念。孔子曾说：“臣事君以忠”，但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忠不仅仅是臣对君的道德。孔子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又回答子张问政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回答樊迟问仁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这些“忠”字都不是指臣对君而言，而是指人与人之间相待的准则。尤其是“与人忠”一句最为显著。孔子弟子曾子亦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忠就是尽心为人谋。朱熹注云：“尽己之谓忠。”这是正确的。

孔子所谓“忠”，不仅是君臣关系的准则，不仅是臣对于君的道德，这与春秋时代各国卿大夫的言论所谓“忠”是一致的。《春秋左传》桓公六年记随国大夫季梁之言云：

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这以统治者为民谋利为“忠”。

《左传》庄公十年记鲁庄公对曹刿说：“大小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评论说：“忠之属也。”这也是指上对民的态度而言。又成公九年记晋国范文子说：

无私忠也。尊君敏也。

这里不是说尊君为忠，而把尊君与无私之忠分开来说，足证忠非指尊君而言。又昭公元年记晋国赵文子说：

临患不忘国，忠也。

这将忠与国联系起来。又襄公九年记楚国于囊说：“君明臣忠。”则明显地以忠为臣对君的道德了。

可以说，春秋时代所谓忠，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与人忠”之忠，指人对人应遵循的道德。二是“臣事君以忠”之忠，指臣对君的道德。前一层意义是忠的原始意义，后一层意义是以后衍生的意义。在秦汉以后的封建时代，忠成为表示臣对君的道德的专门名词。但普通语言中所谓忠厚，仍是使用忠字的原始意义。随着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忠君之义已经破除了。

——摘自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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