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文字的变革和书法的起源

文字的变革

战国时代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商品交换的发展，文字的应用日益频繁而广泛。文字在民间频繁而广泛的应用中，就不能不讲求简易速成，因而简化的、草率的字体大量流行。不但字形的变化十分显著，不同地区之间文字异形的现象也很突出。当时印玺、货币、陶器上的文字，铜兵器上的刻款，铜器上所刻工名，以及近年出土的竹简、帛书，都是草率的字体，它和青铜礼器上工整的铭文显然不同。大体上当时重要的青铜器上工整字体，还是沿用着西周以来传统的写法，而在一般日用器物上的草率字体，是出于当时各地民间的自由创造。正因为出于各地民间的自由创造，字的写法很不一致，连偏旁也有不同，出现了汉代许慎所说七国“文字异形”的现象（《说文解字叙》）。但是这种民间的“俗体”，代表了文字发展趋势，富有生命力，它们将促使原来贵族化的文字走下舞台，并取而代之。

图六十四　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玉印印文

一九七五年秋江陵凤凰山第七十号墓出土。墓中出土两个漆盘，盘底有“廿六年”和“卅七年”字样，推定为秦昭王时期制作。甲印为“小篆”，乙印为“草篆”。乙印“泠”字偏旁用“三点水”，“令”也是简化体，“贤”字偏旁“臣”字两个短直画贯通成一画，“又”作方折而不拉长。两印同为一个人所用，而有两种字体，说明当时已通行两种字体。

战国时代还没有字体的专名，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已形成工整和草率两种字体。工整的一种就是篆书的起源；草率的一种可以称为“草篆”，也可称为“古隶”，它正是从篆书到隶书的过渡。我们以秦国为例，当商鞅变法时，所制造的“商鞅方升”上的铭文写得工整，是西周以来传统的篆书；但是“大良造镦”上的刻款就很草率，是属于草篆的字体。秦昭王时的两颗玉印（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都作“泠贤”两字，一个是小篆，另一个是草篆，近于隶书，“泠”字的偏旁已不从“水”而作“三点水”。战国后期秦“高奴禾石铜权”的铭文，已是隶书字体，“奴”字的“女”旁和“造”字的“辵”旁都已同于隶书。在秦始皇没有完成统一以前，实际上小篆和隶书两种字体都早已存在，“新郪虎符”的铭文是小篆，而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帛书《为吏之道》则近于隶书。隶书和小篆最大的区别，就是变圆笔为方笔，变弧线为直线，这样写的速度就可以加快。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文字，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更广泛地把隶书加以推广。秦代庄重的石刻之类采用小篆，小篆可以说是象形文字的结束。同时大量官文书采用隶书，隶书可以说是改象形为笔画化的新文字的开始。

图六十五　秦“高奴禾石铜权”铭文拓本

一九六四年陕西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正面铸有突起的阳文：“△三年漆工巸、丞诎造，工隶臣牟。禾石，高奴。”字体已是隶书。

书法的起源

本来我国文字在殷周时代就具有艺术风味。殷代的甲骨文除了刀刻的“刻辞”以外，还有用笔写的“书辞”。西周的金文（铜器铭文）在铸造之前，先要写好字迹。其中有好些作品字体美观，可以说出于当时无名的书法家之手。但是，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使文字艺术化，是从春秋末期开始的。春秋末年吴、越、蔡、楚等国往往在作为仪仗用的兵器上，镌刻（或者错金银）美术字体。它和当时的草率字体正好相反，力求工整美观，或者在笔画上加些圆点，或者故作波折，或者在应有的笔画之外附加鸟形的装饰。这就是“鸟篆”、“虫篆”或“缪篆”的起源。一九六五年湖北江陵楚墓发现的越王勾践剑，整个剑身满饰菱形暗纹，有铭文作“越王鸠浅自作用”八字；一九七七年湖南益阳县赫石庙战国墓中发现的一把铜剑，上下两面都铸有“越王州句（即朱句）自作用剑”的铭文，都是这种鸟篆字体。

图六十六　羌编钟铭文（摹本）

钟系韩国大臣羌所作，作于周安王二十二年（公元前四〇四年）。铭文述及这年三晋伐齐入长城的事。这是铭文的前半部：“唯廿又再祀，羌乍（作）戎（镛），氒（厥）辟（韩）宗（率）征秦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武侄寺力，……。”摹本采自徐中舒《氏编钟考释》（一九三二年刊印）。

战国时代除了广泛应用的草篆以外，许多重要铜器铭文都用工整的篆书，讲究美观。例如战国初期韩国制作的“氏编钟”，所有铭文都先划好方格，在方格内写着工整的篆书，很是精美。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铜器铭文也都是工整的篆书。这就是书法的起源。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文字也还沿用这个办法，除了广泛应用隶书以外，许多刻石和重要铜器上的文字都用小篆，也都写得工整美观。相传李斯就是个书法家，“号为工篆”，许多刻石和十二“钟金人”的铭文都出于他的手笔（《水经·河水注》引卫恒《叙篆》）。从这时起，作为书法艺术的文字和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分别遵循着各自的道路而向前发展。

——摘自 杨宽《战国史》

投稿邮箱：admin@zdic.net

汉典主站：www.zdic.net

汉典论坛：bbs.zdic.net

汉典手机站：m.zdic.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