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入汉地的传说

印度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内地，历史上存在着许多传说。这些传说扑朔迷离，有些说法明显是佛道论争中为佛教徒所杜撰，有些说法则即便真有其事，也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虚构和夸张的成分。近代以来，学术界运用现代学术方法进行了多方面考证，在某些方面取得一些共识。在中国，先是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章中，列出十种不大可信的传说和数种大致可信的说法，其后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在此基础上作了更详尽的考证，并依照时代线索将十种说法归并为八种，遂为现今学术界所普遍采用。日本方面也有一些类似研究和结论。本文先因循《中国佛教史》中的归纳，将历史上流行的传说作一说明，然后透过若干较为可信的传说和记载，大致叙说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史实。

第一种，三代之前已知佛教。《山海经·海内经》说：“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之。”刘宋时期的宗炳《明佛论》引用了《山海经》中的说法，宣称在三皇五帝时期已有佛教传入。此说之荒谬首先在于将佛教传入中土的时间说成远远早于佛陀诞生的时日。其次，《山海经》的成书时代一般认为较晚，而据清代学者考证，刘向校订此书时只有十三篇，并没有《海内经》篇。

第二种，周代佛教已传入中土。《魏书·释老志》说：“释迦生时，当周庄王九年。《春秋》鲁庄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见，夜明，是也。”此说最早见于三国时谢承《后汉书》，记佛在周庄王九年（前688）七月十五日寄身于摩耶夫人腹中，至周庄王十年四月八日诞生。又有《周书异记》说，周昭王曾经于二十四年（应为二十六年，即公元前1029）甲寅四月八日，感应到佛陀诞生。《周书异记》是部伪书，可置之不论，而前说所言佛诞日与现今认可的时间差距甚大，自不足为信。

第三种，孔子已知佛教。《列子》卷四《仲尼篇》记载，孔子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佛教史籍广引其说，认为孔子所说的西方圣人即指佛陀。此说认为佛陀与孔子生卒年代大致相当，从理论上说，断然否定孔子已知佛教，似也根据不足，但就当时的信息传播情况看，可信度也不高；再者，已知佛教与佛教传入是两码事。

第五种，阿育王时代佛教传入中土。此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东汉支娄迦谶最早将阿育王的事迹介绍到中国，译出了《阿育王太子坏目因缘经》。不久，西晋安法钦、南朝梁僧伽提罗又分别译出了《阿育王传》、《阿育王经》，这两经是同本异译。经过一些僧人的大力宣传，阿育王供养舍利建塔的神迹传说深入人心，由此便开始了艰苦的寻找阿育王寺址的工作。北魏魏收在《魏书·释老志》中指出，释迦牟尼涅槃后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使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其实，阿育王生活的公元前3世纪，相当于我国的战国时期，当时丝绸之路尚未开通。从印度方面留下来的资料看，阿育王时期佛教向外传播未曾涉足中土，当然谈不到送舍利建塔了。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言：“魏晋佛塔，或原系中土建筑。掘出基！，认为古塔，原无足怪。……地下枯骨，所在皆有，不必即其所传故事，尽属虚构也。”

第六种，秦始皇时有外国僧众来华。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说：“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遂禁利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此说后来被唐初释法琳《破邪论》、道宣《序佛教隆替事简诸宰辅等状》等文所引用。法琳还说此说出于道安、朱士行《经录》。此说不可信的原因在于，没有史料可以证明秦始皇时印度与中国内地曾经发生过往来。

第七种，汉武帝时已知佛教。从现有资料看，汉武帝时佛教已传入内地尚缺乏信史根据，但汉武帝时已知佛教的事，却是有史实根据的。据《魏书·释老志》载，张骞出使西域归国后，谓大夏之邻有身毒国，尝闻浮屠之教。有些学者以《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汉书》卷六《张骞传》等，虽言及身毒国，却无浮屠之记载，否定这一说法。我们认为，《魏书·释老志》所记应为事实。张骞出使西域，在大月氏停留一年余，此地当时流行佛教，而张骞知晓佛教也是可能的。至于《史记》、《汉书》的相关部分没有记载，也许与其非主要关注点有关。

第八种，刘向发现佛经。此说最早见于刘宋宗炳《明佛论》：“刘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经。”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文学注》也说：“刘子政《列仙传》曰：‘历观百家之中，以相检验，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经，故撰得七十，可以多闻博识者遐观焉。’”僧祐《出三藏记集》说：“昔刘向校书，已见佛经，故知成帝之前法典久至矣。”这些材料是说，汉成帝时的刘向在朝廷校理图书，已经看见佛经，其所总结的历代得仙者总数为一百四十六人，由于其中七十四人已经在佛经中叙说过，因此，刘向所撰的《列仙传》仅仅列入佛经所言之外的七十人。此说所疑有三：其一，比刘孝标稍后的颜之推说过：“《列仙传》，刘向所造，而赞云七十四人出佛经……盖后人所孱，非本文也。”其二，现今流传的《列仙传》版本中已经没有上文引用的刘向之语。南宋志磐对此解释说：“梁孝标注《新语》引《列仙传序》言‘七十四人已见佛经’，今书肆板行者，乃云‘七十四人已在仙经’。盖是道流擅改之耳。”而现今的版本连同“七十四人在仙经”之语也已不存。其三，在刘向生活的时代，即便在印度也不存在成文的佛经。

这一种说法，从支持或反对的理由看，都有一些问题。从反对方面看，因为颜之推本人是信奉佛教的，并撰写有赞美佛教的《归心篇》，因此他的话应该说是有根据的。但是，即便说刘向《列仙叙》中并无上引那句话，然南北朝以及隋唐佛教史籍中常说的刘向在皇家图书馆看到“佛经”也可能是事实。以当时在印度不存在成文的佛经来论定此事的真伪是不够的。在法显、玄奘、义净等人求法的记载中，依然可以看到印度口口相传而写本佛经并不常见的情况。早期佛教史籍在追记某些事情的时候，自然将所有记载有关佛教的文字书籍都当作佛经来看。依照汉武帝之后与西域诸国紧密往来以及丝绸之路已经开通、来汉地经商的人士以及也有少许定居长安的外国人等等事实来看，出现一些介绍佛教常识的文字书籍并且被博学多见的刘向看到，并非完全不可能。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这些记载有些显得荒谬，有些则鱼龙混杂，但笔者相信，汉武帝之后，中土人士通过各种管道对于佛教已经有不同程度的了解。譬如，说张骞、东方朔、刘向等等博学知名人士，甚至说皇帝也知晓佛教，都可能于其中包含某种事实。现今完全认为这些说法为伪造的人士之论据，很大程度上是把“知晓”、“已知”佛教的标准定得太过严格。譬如，张骞在西域停留长达一年，说其对于当地的宗教信仰以及习俗一点都未关注，回国后也不曾向皇帝报告，也不曾向熟悉的人说起，恐怕也难于自圆其说。再如，在丝绸之路已经开通的情况之下，来到汉地的西域以及印度本土的人，不在中土人士面前说起或者演说、展示自己的宗教信仰活动，似乎也是不大合乎情理的。而佛教传入中土很大程度上是“商贸先行”的结果。而在这一传播途径中，迨至上层知识分子，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关注、知晓甚至信仰，确切地说，已经是跨越了若干阶段之后的产物。然而依现今学术界崇尚“科学考据”的情势观之，上述第七、第八种说法，难于被采信，也不足为奇。

——摘自赖永海《中国佛教通史》

投稿邮箱：admin@zdic.net

汉典主站：www.zdic.net

汉典论坛：bbs.zdic.net

汉典手机站：m.zdic.net